南侨机工的世纪功勋 （记忆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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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于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 王琨楼 供图
到仰光接车的八名机工(从右至左，前排：谢福龙、陈秀壁、林春才;后排：叶文理、陈堃、叶国旗、李少和、庄霖助)。 王琨楼 供图
着男装的李月美。 王琨楼 供图
本刊特约撰稿人 王琨楼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之际，回顾胜利之路，无不充满曲折。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以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代价，历经14年浴血奋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功勋群体，那就是南侨机工。他们大多已经百年，但他们的丰功伟绩总被后人提及，念念不忘。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我国东南沿海各交通口岸均被日军占领，各国援华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物资积压在香港，缅甸的仰光、腊戌、曼德勒等地，急待运回国内。此时，滇越铁路又在日寇占领越南后被切断，我国接受国际援助的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这条路成为我国坚持抗战的“生命线”和“输血管”。为尽快将境外的大批抗战物资抢运回国，需要几千名技术精、不怕苦、勇于献身的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技工。但国内招收的司机远不够用，民国政府于1939年初急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为招募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南侨总会遂于1939年2月迅速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通告发布后，报名的有上万人，热烈的场面可想而知，这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场面。
谢章农，1919年出生于海南省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1934年跟随母亲到新加坡，在新加坡长泰街的一家书店打工。在他19岁那年适逢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为能达到参加抗战服务团回国的条件，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40元零用钱拿了出来，到汽车教练所当学徒，苦练三个星期后学会了开车。他是家里的独子，知道父母绝不会同意他离家回国，就悄悄地到新加坡筹赈分会报了名。因为招募的机工都必须在20岁以上，在报名时他还将自己的年龄多报了一岁， 一切如愿以偿，他参加了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谢章农觉得自己无法面对父母，只对姑妈说：“抗日胜利了我就会回来，要是不能回来的话，(让我)父母就权当没有生过我这个不孝儿吧!”
刘瑞齐新婚不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城市的筹赈会报了名。直到启程的头一天他才回家，到家门口时，他剃了一个光头。细心的妻子从他的举动中看出了端倪，妻子悄悄问他：“你是不是想回国?”他非常想把实情说出来，但为了次日能顺利启程，他摇头否认了。妻子放心熟睡后，刘瑞齐把自己的手表、结婚戒指及写给妻子的信包好，放进妻子的衣箱里，把钥匙放在梳妆台上，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默默地离开了家。谁知一别成永诀，妻子因对他的思念，忧郁成疾，病危住院。岳父回国找他，却因他正运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而没有找到。他的妻子至死也没能再见他一面。
白雪娇原是马来西亚槟城筹赈会妇女部职员。她瞒着父母去报名，因不招妇女，就女扮男装，并且取了个男性化的名字叫施夏圭。临走时，她给父母留下一封感人肺腑的告别信，信中写道：“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止我投笔从戎了……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里起着数次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
李月美在报名时被以不收女性为由而遭拒绝，她“哼”了一声跑回家中，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又穿上了弟弟的衣服，再跑到另一个报名处报名，改名为“李月眉”。在战争中，她同男机工一道出生入死，驾车奔驰在滇缅路上，谁也没有想到她是一名女子。在1940年的一次抢运中，她身负重伤，机工杨维铨将她从压扁了的驾驶室中搭救出来，马不停蹄地送往医院抢救，并留下来细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李月美被深深感动了，并对杨维铨产生了爱慕之心，这才把自己女扮男装的秘密对他和盘托出。伤愈后，身还“女儿装”的李月美与杨维铨双双回到部队。这段神奇的姻缘被海内外华侨传为佳话，著名政治活动家何香凝女士特用红绸巾亲题“巾帼英雄”四字赠予李月美作纪念。1954年，侨居缅甸的李月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与白雪娇、李月美一样，女扮男装加入机工队的还有陈娇珍和朱雪珍，他们被称为“军中花木兰”。
为赴国难是有条件的，能被选上是荣幸的，回国参战是光荣的。虽说报名者上万，最后选定的只有3193人。为加强这些临时招募人员的组织纪律，南侨总会还制订了《回国机工公约》，并要求全体宣誓履约。陈嘉庚亲自领读誓词：“余谨以至诚，服从本团纪律，拥护民族利益，遵守上峰命令，克尽厥职，奋斗到底，始终不渝，如敢违背怠疏，愿受最严厉的处分，此誓。”
现在人们出行通常走高速公路，即便有高山阻隔，但从隧道穿山而行，都不用像过去走滇缅公路那样要爬高山、下陡坡、转弯弯。从保山到昆明，走高速公路也就六个小时而已，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七十多年前，那路况差得没法说，九个月时间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实际上是一条非常简易的公路，我们称之为“毛毛路”。路上山坡土酥石散，路面坑洼不平，天晴尘土飞扬看不清前面，下雨泥泞路滑举步维艰。特别是雨季到来后，好好的天气会突然变化，云雾袭来，几步外就看不见路面，继而雷电交加，暴雨骤至，塌方是司空见惯。
——就是在这样的公路上，南侨机工们驾驶着装有抗战物资的车，用生命颠簸在保家卫国的路上。
南侨机工罗开定，祖籍海南，印尼华侨，回国后被编在“华侨先锋大队”。有一天深夜，为了赶运军火到前线，他单车翻越芒市境内的三台山。当车驶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正正地砸在驾驶室上，罗开定受重伤，扑在驾驶盘上动弹不得，当附近的景颇族乡民赶到时，他已英勇殉职。
符气簪，曾在国立暨南大学读书，后到新加坡任中学教员。他是第四批回国的，还任了第13大队的分队长。1939年11月，他从畹町拉了一车军用物资到下关，当驶入永平县境内时，汽车在山顶上转了几道弯，沿着崎岖的公路下坡，在急转弯处冲出公路，往山崖滚了下去，车毁人亡。
海南籍南侨机工蔡世隆出身于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家庭，生活在一个富足的环境里。1939年5月23日，他同第五批525名南侨机工来到云南。他没有倒在日机的轰炸中，而是被疟瘴夺去了生命，牺牲时年仅26岁。
罗开瑚是马来西亚吡叻州太平人，祖籍海南文昌重兴，是第八批回国机工的其中一员。他说，在滇缅公路跑车，最可怕的不是日机轰炸，也不是路难走，而是“打摆子”，也就是犯疟疾。很多机工都打过摆子，他也不能幸免，但他们没有因为打摆子就不跑车。一到打摆子时他就准备好，在公路边打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继续上路。他说：“我比其他战友幸运，阎罗王没收我，车回到昆明，我的病也好了。”
1940年7月，英日共同封闭滇缅公路，中国方面接到通知时已是17日傍晚了，离封路时间不到24小时。而南侨总会捐赠的一批新福特卡车和大批物资已到缅甸腊戌，必须在封路前全部接回国。
入夜了，腊戌接车处用马灯照明，机工们未顾及吃饭，忙着装车或检修车辆，车队的负责人在办理过境手续。终于，装满货物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启动了。
在这次抢运中，共有6位南侨机工在不同的路段不同的时间掉进了深谷，献出了年轻而壮丽的生命。
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滇缅公路，连续出动大批飞机对滇缅公路不停地轰炸。南侨机工除了同疟疾、险情作斗争外，还要躲避敌机掷下的炸弹和敌人的机关枪扫射。
机工杨保华回忆：“一天，我们正在路上行驶，敌机忽然来到上空，有一位机工不顾一切开车往前冲，日机一直追着车子扫射。借着车轮腾起的黄土尘烟的掩饰，他忽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当敌机追着黄土飞了一圈又飞回来寻找他时，他早已将车开到路边的大树下隐蔽起来了。”
王声春奉命到镇南关接车，被日军飞机发现，向他疯狂扫射，他左躲右闪，进进退退，还是不幸被机枪打中，左侧小腿骨被打断，踩不到离合器，无法开车。他忍着疼痛，在工具箱里找出维修汽车用的榔头，拿绑腿布将榔头把绑在伤腿上做硬支撑，硬是把车开回昆明。
据统计，有数百名南侨机工为了抢运前线急需的物资而倒在敌机狂轰滥炸造成的血泊中，其中不少人连尸体都找不到。
基本生活条件无法保障也是机工们要面临的一大困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机工甚至要靠海外亲人的资助维持生活。加之滇缅公路上没有食宿店，缺少御寒的衣物，医药更是缺乏，应急车辆不多，修理工具不全，车辆一出故障，机工就得守着车在荒山野岭当“山大王”，饥寒交迫，其苦处真是难以言说。
1941年1月27日的《新华日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南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驶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性的恶性疟疾。尤其是到了雨季，因为道路狭窄，且大部分路段均为砂石或者完全就是泥土路面。载重车辆在上面行驶极其困难，有的地方屡屡发生塌方，山洪经常冲毁路面。南侨司机大多随车携带木板和工具，遇有塌方随时铺垫。可以这样说：整个滇缅公路的运输就依靠这些抗战英雄的壮烈牺牲来维持!”
南侨机工参战前，滇缅公路每月的运输量只有1000多吨;南侨机工参战后猛增至10000多吨，翻了十个倍，1941年11月更是创下月运输1.75万吨的最高纪录。这，就是南侨机工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然而，国民党政府对待南侨机工的态度却不得不让人愤怒。
当国家需要南桥机工回国服务时，民国政府派宋子良到南洋与陈嘉庚商谈，请求予以支持。陈嘉庚及南洋华侨出于民族大义和对祖国的热爱，毅然回国服务。
1942年5月，为阻敌东犯，惠通桥被炸毁，滇缅公路中断，被阻隔在怒江西岸及缅甸的南侨机工有的随中国远征军辗转到印度，有的被日军打散后到处漂泊乃至失踪，有的则在战火中倒下。
最使南侨机工王云峰心惊胆战的就是惠通桥被炸断瞬间。当他开着车刚刚通过惠通桥的瞬间，后面传来一声巨响，向后一望，惠通桥已断，王云峰差点连车带人和惠通桥同坠于江中。
郑天赐的车跟在王云峰的车后不远，刚好要轮到郑天赐过桥时，桥就在轰然一声中被炸断。百米的怒江之隔，郑天赐在瞬间就被阻隔在敌占区，每次提到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他都百感交集。
与郑天赐一同被阻隔在惠通桥西岸桥头的还有王亚六、李广东等。为躲避日军追杀，他们躲进树林中，入夜后撬出汽车轮内胎，吹饱了气当“救生圈”渡过怒江，后找到一辆军车安全驶回昆明。
陈团圆是马来西亚机工，惠通桥被炸断后，在日本鬼子抓捕南侨机工时被汉奸出卖，敌人打得他死去活来，要他供出其他机工，他没有屈服，最后被日本鬼子当着村民的面残暴地活埋了。
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境况也好不到哪去。因他们已被解散，西南运输处也已奉命结束，新的“中缅运输总局”不收容机工，又改名为“滇缅公路管理局”，却无人负责，他们举目无亲，漂泊于昆明、大理、保山一带。许多人当杂役、做小工、卖苦力，或在城镇街头卖些烟酒小吃以维持生计。这些舍生忘死，回国参战并且屡建功勋的人瞬间成为无人过问的无业游民，生活陷入困境，只能互相帮助，过着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有的竟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海南籍南侨机工李大勋回忆：我们车也没有了，各自找出路，有的可以找到一点工作干，找不到的就挨饿。有的机工就睡在昆明祥云街走道上的烤炉旁取暖过夜。昆明南强街青年会的门口，经常可以见到饿死的南侨机工，没有人收尸，清扫的人拿一张草席一裹，丢到郭家凹山上。
尽管如此，1944年中国远征军进行大反攻，南侨机工们又走进他们熟悉的驾驶室，运送远征军到前线，参加反攻缅甸的战争。有的机工参加了滇西反攻战，在攻克松山、腾冲等战役中牺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机工们胜利完成了任务，应该复员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可是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对机工的复员要求不予理睬，使机工们再次陷入失业的困顿之中。
海外华侨震怒了。1946年6月，陈嘉庚先生在吉隆坡召开支援华侨机工复员大会。在海内外的一片斥责声中，国民党这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同意将机工作遣散处理的通告，允许办理机工们的复员手续。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机工们仍然流落街头，他们只能成立“华侨自助会”自救。由于国民党当局不负责任，原南侨机工的名单丢失，“华侨自助会”只好在报纸上发表通告，并在滇缅公路沿途设立了通讯站，派专人负责联络失散机工。
“南侨总会”陈嘉庚派出大批船只前往国内接应，在3193名南侨机工中，有1093人胜利复员，返回了侨居国与家人团聚，有1072人留在国内定居，有1028人牺牲。这些南侨机工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他们不会被历史沉没，也不会被人们遗忘。
责编：刘自明
编审：杨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