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保山历史上的哀牢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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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昌宁的青铜铜鼓。蒋开磊 摄
出土于保山的“山字型 ”足双钩连旋纹铜案。 蒋开磊 摄
出土于保山的双蛇纹铜编钟。 蒋开磊 摄
□ 蒋开磊
坦诚地说，哀牢国之于保山，犹如一个历史上的幻影，它既曾真实存在，又如梦如幻、虚影缥缈而显得异常遥远。面对历史的时空，人们时常感叹：“一万年太短，但三千年的历史也同样遥不可及。”
出土文物光耀着遥远的历史
历史之于大地，考古与出土是最好的实证。从现代考古学的视觉研究，保山是人类文明较早光耀过的地方。300万年前的“羊邑古猿”，18000年前的卧佛寺旧石器遗址，8000年前的蒲缥塘子沟文化遗址，6000年前的施甸姚关人头骨化石，3800年前的龙陵勐糯镇大花岩新石器及云南首个冶炼炉遗址，3200年前的昌宁县营盘山新石器及炭化稻谷遗址，直至2400—2600年前的昌宁大甸山哀牢国青铜器遗址……这些出土于保山大地上的史前石器及哀牢国文明，无不呈现了保山远古居民在这片大地上生息与繁衍的生活场景。它们是古代澜沧江、怒江流域中多点散发，多处有人类生存与零星分布的有力佐证;是古代百濮、百越和氐羌三大族群较早时期就在滇西高原上交汇与融合的考古实证——这些考古遗址主要集中在澜沧江、怒江、龙川江流域沿岸或是滇西平坝间临近于河流与湖泊的地方，其定居点大多位于高出湖面或水面一定距离的台地之上，这种临水背山、背靠悬崖而又平坦如台地的自然地貌当然就成为了古人们面对复杂生存环境情况下首选的宜居之地。这些遗址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房屋柱脚、火炭灰烬、仓储实物和墓地随葬品等，从其形制、工艺、装饰艺术等方面上分析，都体现出当地多民族交流交汇与融合发展的共性特征。
青铜文化书就了哀牢文明
史载，哀牢国，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由古代先民生息繁衍而来的历史古国。3000年前的先民们散居于怒江与澜沧江流域，他们由古代各民族之间相互征战与兼并而形成了奴隶制部落国家联盟。这个历史上的古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持续了400多年，直到公元69年归附东汉王朝，并以其地设立“永昌郡”时才正式纳入华夏版图。
历史上，哀牢国的开国之王“九隆”及其后世子孙通过带领部落长期征战，并用强权融合了周边的白族、彝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佤族等先民，他们在澜沧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建立起了强盛的哀牢国，其区域之广、人口之众，在当时的边地十分罕见。史载，公元69年，哀牢王举国归东汉时，其人口规模达5万户、55万人;其地东西长3000里，南北纵贯约4600里，地方涵盖了今之怒江、澜沧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关于哀牢国青铜器的记述，最早见于西晋·常璩著《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宜五谷。出铜、锡。”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亦载：“哀牢地出铜、铁、铅、锡、金、银”等金属。这些记载说明，在古代的哀牢国时期，当地的生产力已经具备了与之国力相适应的铜铁冶炼技术。在这一时期，龙陵大花岩遗址出土的金属冶炼炉便是佐证这些史料的记述。因而，在3000年前，在哀牢国腹地，保山范围内的青铜器制造其实已经久负盛名。
——这一结论在近年来昌宁县境内的多处实地考古中得到充分证明。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昌宁县田园镇大甸山墓群中考古发现了多种造型奇特、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如靴型铜钺、人面纹铜弯刀、铜盒、铜护腿、铜铃饰等。据考，昌宁县田园镇大甸山墓葬群发掘面积为2000余平方米，抢救性发掘墓葬100余座;出土各类器物200余件(套)，其中出土标本中的铜柄铜钺、铜釜、系铃铜臂环、系铃铜腿环、铜指护、藤编护腿、琥珀串珠等为首次发现。经现场调查，文物出土点共有3个，在出土文物的一号点清理出墓葬两座，墓坑线清楚，属前后并列。经清理，属小墓，但埋藏状态没有大的变动。墓内有棺木残块，陪葬品丰富，摆放有序;有人面纹弯刀2件，分置两侧;铜镯2组、铜矛4件、铜钺1件、铜扣饰1件、铜钟2件、琥珀珠子若干等共计16件套文物。这些墓葬经省市县考古专家现场踏勘认为，属战国青铜墓群，距今约2600年。从已经出土的文物来看，其地层埋藏丰富，器物品级高，初判为西南哀牢国时期的贵族及其以上墓葬。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又把这些出土文物与之前在保山坝子、腾冲坝子和昌宁坝子以及周边的临沧、德宏等地相继采集到的一些区域性出土青铜器作比较。发现其风格特征、器型类比、制作工艺比较等与昌宁大甸山采集到的青铜器物十分类似，各地器物中有鼓、弯刀、靴形钺、半圆弧钺、案、编钟、矛、三叉格剑、镯、钏等，它们同属于古哀牢国时期的青铜器类别。
这就充分证明了保山市隆阳区、昌宁县右甸坝及其周边区域正是古代哀牢国先民们“散居溪谷，往往邑聚”的奴隶制部落联盟核心区域。同时，也证实了东汉时期杨终所著之《哀牢传》中“九隆神话”诞生于保山坝之后，其族群分别沿澜沧江、怒江流域向下游逐步延展和繁衍生息的历史事实。
出土文物佐证了区域性民族交融
考古证实，距今约2800年前，发端于大理巍山南部的礼社江流域青铜器铸造正是南方“濮人铜鼓”的发祥地。濮人铜鼓，又称“南方铜鼓”，是由古代濮人、羌人和僚人沿红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沿江而下，并在多个地点、多个区域内生产和铸造的同一类型而又不同风格的青铜铜鼓。其鼓形的典型特征为：鼓面为太阳芒纹，环周为动物纹、蛙纹、羽人竞技、采摘和狩猎生产纹饰等。这与东汉时期杨终所著之《哀牢传》中关于“其母鸟语”、哀牢王“出入骑射头插羽毛”等的记述十分吻合。近年来，当人们再次从铜鼓的形制上对澜沧江流域的各类铜鼓作比较研究时，学界又把昌宁“大甸山型”铜鼓和凤庆“芒怀型”铜鼓认定为楚雄“万家坝型”铜鼓的不同亚种。当然，这也存在着楚雄“万家坝”铜鼓发掘时间在前的客观历史原因。正是因为这一项关于濮人南方铜鼓“万家坝型”的类别界定其实与当地布朗族、佤族“千年茶农”普洱茶产区的区域认定是完全吻合的,这也就说明在古代，持续南迁的彝族羌人与澜沧江沿岸的布朗族、佤族濮人先民们在较早时期就在澜沧江沿岸形成了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多族群融合关系。这一点，昌宁县大甸山墓群考古作出了充分证明。
在大甸山发掘的100多座墓葬中，包括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和土洞墓两种类型。长方形墓葬主要位于山顶以西区域，而土洞墓葬则位于山顶以南位置。其中，竖穴土坑墓葬大部分填土中包含有碎石、石块甚至打破地层基岩，出土铜剑、铜矛、铜柄铁剑等，并伴有带耳陶器、石坠等，但无铜弯刀、铜盒、铜钺等——这类墓葬属于氐羌民族的墓葬。而在墓地山顶南部的土洞葬，墓葬都打有膏泥，填土中包含大量膏泥，出土器物中的典型器主要是铜弯刀、铜盒、铜钟、铜钺、铜鼓等——这类墓葬应该更多的与百濮民族相关联。
除上述昌宁大甸山考古集中出土外，另据滇西有关考古资料反映，隆阳区先后在黄龙山、芒宽、汶上等地出土过铜剑、铜钺10余件;昌宁县先后在大田坝、右甸、达丙等乡镇的大横山、八甲山、九甲水冲坑、营盘山、龙潭山、卡巴洼、烂坝寨、天生桥等地出土铜鼓、编钟、铜钺、铜锄、铜刀、铜斧、铜盒等100余件;腾冲市先后在曲石、固东、猴桥3个乡镇的二龙山、小钟山、大横山、枯草坡、江南村等地出土过铜鼓、铜案、铜盒6件;龙陵县先后在平达、勐糯、河尾、大花岩等地出土铜斧7件;施甸县先后在姚关、牛汪塘、酒房等地出土过铜斧、铜钺、铜钟、铜剑7件。这些青铜器出土的地域,均为当时的哀牢国辖区。其形成时期，大致从春秋晚期开始锻铸，至西汉中期最为鼎盛，前后历时400多年。在这一相对集中的时段，相对集中的区域内，青铜器物的多点出土恰恰揭示了古哀牢国时期这一区域内的古羌人、濮人与百越民族之间相互交融交汇的历史情形，因此，2013年昌宁县大甸山考古发掘入选了“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
责编：刘自明
编审：杨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