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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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约撰稿人 祝庆开
父亲出生在旧时代，在村里读过两年私塾，是个地道的山里农民，以耕田种地为生，与母亲相依为命，劳苦躬耕养家糊口，含辛茹苦养育着儿女。我们四兄妹从小到大，深受父亲的疼爱，父亲尤其对我，既开明又宽容。
1979年7月，高考落榜回家的我，跟随父母下地干活时总是提不起精神，心里总是在想着复读的事，想回施甸太平中学补习，准备来年再考。家里四兄妹中，唯独我读完高中。我知道，自家家境艰难窘迫，作为家中的男孩，理应早些回家帮助父母，但我又不甘心放弃，想跟父亲说却又难以启齿。
一天下午，我与父亲去犁地，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为了缓解疲劳，父亲从兜里掏出磨得锃亮的铁皮烟盒，卷起了一支喇叭烟点燃，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抽一口停一下，又再抽一口。他一边抽烟一边出神地望着刚刚翻犁出来的地和对面站着不断喘息的牛。我坐在一旁，犹豫着要不要说复读的事，心情如父亲手中的那支喇叭烟在灼烧。看到父亲的喇叭烟越燃越短，鼓起勇气，我把想去补习的事与他说了。听完我的话，父亲又用力吸了一口烟，站起来把烟头踩在脚下，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温和地说：“既然你有决心，就去报名补习吧，家里的农活没你的事，你把书读好了就行。”得到父亲的许诺，我如愿以偿返回学校读书了。
第二年高考再次落榜的我，除了愧疚，还是藏着些许的不甘心。回家后我边干农活，边悄悄地看书。第三年高考前两个月，我再次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要回学校专心复习两个月。父亲没有说话，点头表示同意。然而，命运总是不如人愿，第三次高考落榜的我心里十分郁闷烦躁，好长一段时间里就到太平文化站，借来文学书籍阅读，以挑灯夜读至凌晨一两点钟来排解郁闷。借来的书读完还了再借，这样连续了好几个月。父母住在我隔壁，母亲每晚都催促我早睡，我听见父亲对她说：“叫什么啊，他在读书。”我知道父亲心疼我，虽平时嘴里不说，但理解我的苦楚。想到父母一生含辛茹苦，到现在还为我操心焦虑，心里深感愧疚。
有一天，我与父亲下地干活，坐下来在地边休息时，父亲卷起喇叭烟点燃抽了几口，停下来对我说：“考不上也就考不上了，天天垂头丧气做什么，考不上不会另找门路，只要自己有决心，也会有别的事做。”直白的言语中透出的是父亲的安慰和鼓励。有了父亲的理解和支持，我对前途又充满了信心。
大量地阅读文学书籍，努力地学习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刻苦攻读得到了回报，我被太平文化站招聘，成了一名临时工。1982年8月，挑着行囊离开老家东蚌，到太平文化站工作。工作后的我，以父亲的话自勉，认真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件事，不久后我就从临时工转为了文化站专职干部，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
工作后的我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早已过了娶妻成家的年龄。母亲经常唠叨我的个人问题，催促父亲托付亲戚熟人，先后给我介绍了四门亲(对象)，然而都被我找理由推辞了。我想调到县城，回到父母身边再找意中人，所以个人问题便一拖再拖。有一次，父亲不知听了什么闲言碎语，约了邻里的长辈朝兴大叔，直接跑到单位找我，催促我娶妻成家。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父亲什么也没说，便约着朝兴大叔回家了。后来，因暂时无法调动工作，我只好改变初衷，娶了现在的妻子，在太平小镇安居生活。父母希望我回老家娶妻成家，为了我的婚姻问题，又尊重了我的选择。我深知父母的不易，只能不时地回家看望。
1998年，家中大哥因病去世，嫂子又改嫁他人，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家庭崩裂父母十分悲伤。我跟父母商量，到小镇来居住，父母不忍心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孙子，留在老家照看。屋漏偏遭连夜雨。2003年，母亲因癫痫病突发辞世。母亲辞世后不久，父亲患了肺心病住院治疗，经医生确诊难以完全治愈，只能靠输液消炎来维持生命。我劝说他留在小镇与我生活，他不肯，也不愿再继续住院治疗。我只好听从父亲说的话，肺心病好转后送他回去。隔上个十来天，开上三天的消炎针水回去，请家门间的芳银叔给父亲打点滴消炎，尽孝守候在父亲的身边。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为了照顾父亲，多次与之商量来小镇居住，顾虑到家庭之事，父亲仍然推辞不来。
2005年4月28日，我到施甸县文联办事，正在吃中午饭时，手机铃声响了，侄子在电话里慌里慌张地说道：“二叔，阿公不会说话了，您赶紧回来一下。”我沉着冷静地给侄子说道：“我现在不在太平，到县城来办事了，赶快去叫老叔公来，我马上赶回来。”我接完电话后，立即叫上相处得好的朋友，骑着一辆摩托车，急急忙忙从县城赶回。从县城至老家东蚌，至少有六七十公里，急速赶回到家里时，父亲已闭上双目，安详地躺在灵堂中。父亲走了，到遥远的天国与母亲团聚了，我只能跪在地上，用眼泪诉说悲伤。
转眼间，父亲辞世十五周年。我回老家东蚌，到墓地跪拜父母，回想起父亲生前的开明与宽容，心里涌起了一阵又一阵绞痛。愧疚难以言说，只能敲打键盘，含泪写下此文，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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