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剿匪的刀光剑影(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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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剿匪的刀光剑影(连载)
□ 刁丽俊
第一章
剑川“四·二”武装起义，一枪打响一个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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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是中共早期党员张伯简及一些老党员王复生、王德三、周保中等的故乡。张伯简早年与周恩来一起在欧洲建立旅欧支部，对剑川青年影响深远。剑川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火种最早播撒的地方，群众基础星火燎原。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经祥云、宾川、鹤庆、丽江到达石鼓，抢渡金沙江，翻越中甸白茫雪山进入藏区，继续北上抗日。在此过程中，滇西高原不少进步青年和贫苦农民加入红军队伍。
1947年秋，根据中央指示，云南省工委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以配合正面战场。11月，黄平在省工委的安排下，以国民党剑川县党部秘书的身份掩护工作。欧根、王以中、徐铮、王北光等一批干部也相继到滇西开展工作。黄平是广东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10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解放战争初期先后在墨江、磨黑、陆良等地领导革命工作。他到剑川后，着手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当时的剑川中学，就集中了大量地下党员。张荫南回忆她1948年2月进剑川中学后，几何老师就是徐铮，外语老师是陈瑞芳。张芝和16岁进剑川中学，校长李岳嵩对她的影响最大。李岳嵩曾在昆明闹学潮被抓，到了剑川就在黄平等的领导下发展进步学生，成立民青组织。张芝和在学校接受进步教育，学唱革命歌曲，同时也出校门宣传革命思想。
1948年5月，中共滇西工委成立，黄平任书记，负责领导滇西地区工作。欧根任副书记，王以中、徐铮、王立政、杨苏、王北光任委员。云南省工委安排滇西工委重点建立以剑川、保山、祥云为中心的工作区。
4月2日以后，滇西工委考虑需要发动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解放运动中，决定把剑川中学民青组织的几百名成员都播散到农村去。这样，张芝和被派到剑川兰州镇，张荫南到了乔后。并且她俩与大多数下农村的学生一样，都是瞒着家里悄悄离开，生怕父母不给去。
进村后，张芝和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入户帮农民干劳动，晚上就通知农户一家来一个人参加识字班。当然，办识字班最主要的目的是给农民宣传反饥饿、反剥削、反压迫。她用鲜活的事例，告诉农民一定要团结起来，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权。农民也切实认识到剥削阶级的不公平性，自己一年四季辛辛苦苦，依然吃不饱穿不暖，补丁一层摞一层，种出来100斤谷子，有70斤就要交租交税。这样，他们参加农抗会的积极性特别高，很短的时间内，一个村一个农会，农村的组织很快就建立起来。
我问张芝和一个人住一个村不害怕吗，有没有遇到危险?她说有啊，她与女同学张昆秀、李寿仙、桂顺益各在一个村，有时会相互走动交流工作进展。一天下午她去隔壁村找张昆秀，走到半路，远远看见三个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兵往自己方向走来，她悄悄折头跑了。保护好自己，既是组织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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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起义之后一个月，即1949年5月7日，洱源地下党不失时机，在县城组织了500多人的武装暴动，一个叫刘治生的15岁少年，在街上看到起义成功的武装队伍意气风发地走过，顾不上告诉家人，就走进了起义的队伍，那时候，他觉得队伍就像一团跳动的火，他就是一簇活力四射的火苗。参加队伍不久，刘治生所在的“牛街人民自卫大队”就奉命与洱源、剑川、兰坪各地的人民武装合编为“滇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
那时，瘦小的刘治生还没有一支上了刺刀的“三八”枪高，每次打战，老战士都不准他上战场，只让他做后勤，可他听着前方的枪声和喊杀声，都热血沸腾，忍不住要冲上去杀敌。可老同志总是在战斗结束了，才放他去打扫战场。之后部队组织卫生队，他又成为了卫生员。
刘治生离休后一直生活在保山，因为喜欢写文章，2000年前后经常到保山日报投稿。他回忆说，剑川暴动，在滇西，如一个巨石落到水面，水花四溅。国民党军政机关函电飞驰，策划进剿。滇西北各县伪政府的武装、反动地主武装都集结而来，新建立的革命武装面临各种围剿，大大小小的战斗不断。
当时，有两股反动武装从三面包围：以罗瑛为首的永胜“民主联军”有6000余人，携枪进攻鹤庆，洱源，形成对剑川的包围之势，剑川大队得不到准确的情报，在洱源攻打罗瑛部时，牺牲了20多名队员。西面和西南面，保山“共革盟”杨剑虹率领的第1支队1500余人占领永平、漾濞，再从云龙经乔后进入牛街;“共革盟”第4支队1400多人，其中大部为反动分子所控制，进占云龙石门后，反动分子发动哗变，矛头指向洱源的乔后及剑川。敌人沆瀣一气，气焰嚣张，妄图把初建的人民游击武装一口吃掉。
面对敌人的虎视眈眈，滇西工委迅速解放乔后，随即在已经具备条件的牛街、兰州、洱源发动武装暴动，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当时，罗瑛企图进攻丽江。滇西工委领导们分析，丽江是滇西北的政治中心，又是武器集中的地方，对我党不利的因素是，国民党丽江专员史华在永胜与罗瑛合流，他在丽江也有一定影响;而我方有利的因素是，丽江地下党虽然没有掌握武装，但有较好的群众组织基础。于是，丽江县委发动1500多名农民，于5月1日进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鲜明地提出了“打倒罗瑛”的口号。情绪激昂的群众，响彻街巷的呼喊，排山倒海地撞击着丽江专员的心脏，看似强大其实底气不足的罗瑛“民主联军”只好退回永胜老巢。溃退后，由于内部争权夺利，罗瑛被杀，联军由易少白统率。这时他们内部已经四分五裂，滇西工委各个击破，永胜匪部于一个月后被彻底消灭。
解除了东面的威胁之后，滇西工委立即指挥人民自卫军和各游击部队，发动各族群众，歼灭西面两股“共革盟”武装(“共革盟”是1949年云南出现的政治土匪武装。全称“共产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联军”，是一支由失意政客、官僚、恶霸、匪首、退伍军人组织起来的到处荼毒人民、横征暴敛的既反蒋又反共的投机反动武装。保山的“共革盟”是云县“共革盟”进窜保山后发展起来的反革命武装。稍后一章将对“共革盟”的覆灭作详细介绍)。除“共革盟东进军”司令杨剑虹率领少数人投奔“滇西剿匪指挥部”余建勋和部分逃窜外，大部分敌人被歼灭。歼灭“共革盟”独立4支队是一个典型的游击战，在长达200里的地区内，除了游击队，还有上万名各族人民群众参加，在打入“共革盟”独4支队的保山地下党及其武装的配合下，在10天中全歼“独4支队”，俘虏700余人，其中有国民党驻保山的两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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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义的半年里，刘治生有很长时间随部队打游击。游击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半年里，他转战洱源西山、剑川东山，在滇西北的山水间与国民党军周旋，不知吃了多少野菜野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战术上，游击队必须采取诱敌深入，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集中兵力，伺机歼灭的方针，一时消灭不了的就与敌迂回周旋，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之。为此，部队很多时候要在森林中穿插。长期过着最艰苦的生活，身上穿的是单薄衣服，且大部分破烂不堪，八角帽上缀着一颗布制红星;脚上穿的是草鞋，吃的是粗菜杂粮，在滇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几天只分到几颗蚕豆当饭吃;晚上睡的是稻草，夜间蚊虫叮咬使人难以忍受，身上虱子一抓就是一大把，放在火塘里烧得噼噼啪啪响，如今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刘治生说，那时，指挥员与战士之间一律平等，同衣共食。打仗时，团以上领导虽然配有马骑，但很多时候都是给伤病员骑，司令员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
山区的白族、彝族老乡们给了游击队无私的援助。在山区，各民族的山寨就是他们的家，驻扎在集镇，白族雕龙画凤的四合院就是他们的营房。汉族、白族群众的大米，纳西人民的荞麦饼，彝族群众的洋芋、燕麦炒面养活了子弟兵。卫生队不是随部队行动，卫生队的伤员得到了各族群众的悉心爱护。由于敌人的围攻和封锁，游击队药品缺乏，受伤的同志得不到很好的救治，有的残疾，有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9月9日至13日，滇西工委在剑川召开“九·九”党政军干部代表会议，贯彻滇桂黔边区党委决定，建立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委和滇西北人民行政专员公署，将人民自卫军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第七支队，黄平任地位书记、“边纵”七支队司令员和政委。支队设政治处和参谋、供给、医务三个处，警卫和一、二、三、四政工队，共9000多人。七支队建队时有3个团，即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团。在卢汉发动围剿时新增加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团。
1949年12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起义后，“边纵”七支队东出西进，南下北上，截断国民党残军从滇西外逃路线，特别1950年1月挺进保山后，“边纵”七支队与国民党残军及土匪武装斗智斗勇，巩固了保山地委新政权，为迎接解放大军进驻保山，为保山全境解放奠定了基础。
1989年4月2日，在纪念剑川“四·二”武装暴动四十周年大会上，黄平诗曰：
阴晴圆缺四十秋，
战士卸戈尚何求。
中华自有风骨在，
共与苍山雪白头。
忆往昔，峥嵘岁月在，历历烽烟似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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