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朱家璧》第二章 奔赴延安（百年征程 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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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朱家璧
第二章 奔赴延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并止于此，而是要灭亡中国。此时的朱家璧也和全国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感到这个社会太黑暗了，茫茫暗夜，何时才是尽头。想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一心要砸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千千万万劳苦人民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却不知从哪里干起，处于迷茫中。于是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期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他和黄埔同期同学费炳在昆明联系了一些青年组织起云南世界语学会，学习世界语。世界语是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于1888年在印欧语系基础上创立的一种语言，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令全世界各个种族肤色的人民都能在同一个人类大家庭里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
说到费炳，与朱家璧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人生的路也大体一样。费炳是昭通人，与朱家璧是1930年在武汉军校读书时相识的，1932年初又一起转入南京军校黄埔第八期。学习世界语，他比朱家璧还要热衷很多，先后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协会，加入云南世界语协会，后来成为爱好一直保持着，1980年还是云南省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大胆猜测，应当是他裹约朱家璧一起学习世界语的，都是热血青年，有共同的爱好也很正常，何况学习世界语是当时的时尚。追求时尚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社会行为，年轻人又都是追求时尚的主力军，如无所追求，就失去了应有的青春与活力。世界语的宗旨是让全世界各个种族肤色的人民都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相通之处。费炳后来也与朱家璧一样，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与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李浩然一起建立了“中共云南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6月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1949年1月参加策反卢汉起义工作，后在云南省军区司令部工作。
与费炳不同的是，朱家璧还看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书籍。不但自己看，还给身边的青年学生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书，交流学习心得。曾任“边纵”9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唐登岷回忆：“认识朱家璧同志是在1935年间，当时他在龙云的军士队当一名中队长，驻在昆明北校场军营，而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高年级的同学余云龙(朱的同乡)介绍我同他相识，这时他就显示出是一个气度不凡、别有抱负的青年军人。那个时候，朱家璧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爱读书，给身边的青年学生和龙陵的同乡青年介绍读无政府主义的书。我就从朱家璧那里读过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互助论》，还有《师复文存》、李蒂甘(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以及屠格涅夫的《门槛》等书。”
从学习世界语到看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是朱家璧世界观形成的朦朦胧胧的阶段。学习世界语，是为了消除人类国际语言沟通障碍;崇尚无政府主义，是希望社会没有独裁，人人平等。朱家璧自认为是革命者，在青年中宣扬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也是独裁统治，说蒋介石有一个蓝衣社组织，像墨索里尼褐衫党一样，专门谋害革命者;政府的警察、宪兵，都是对付革命、镇压劳动者反抗的工具，要对他们提高警惕。龙云是军阀统治，也在应该打倒之列。他还说将来有一天，他要拉起一支部队打倒他们这些独裁统治者。
到了1935年，日军加紧蚕食华北，占领了河北、辽宁、内蒙古，国内要求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国家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是不管不顾，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进行疯狂的反共内战，并与国民党签订了《何梅协定》，纵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向华北侵进，以换取日军不要打乱其围剿工农红军的布局和进程。
此时国际上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势力也正在兴起，1936年，西班牙组织了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势力的侵略，保卫民主共和国。朱家璧对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保卫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战斗迷惑不解，让同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余云龙去上海找巴金了解无政府主义者的动向。余云龙到上海却找不到巴金，又到南京去也找不到，就去找同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吴稚晖，而吴稚晖却做了南京政府的大官，这让余云龙很不解。找人没有找到，余云龙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逃回上海躲进法租界，后返回昆明，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朱家璧。他和朱家璧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认为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救国救民之道，即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也就再没有什么活动。余云龙后来回到家乡龙陵，郁郁寡欢，不久病逝。
这是朱家璧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时期。一个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有人生的价值观，也就有了人生的目标，也就会去追求实现这个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也就是寻求真理，特别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更是这样。寻求的过程是曲折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有舍有弃也是实属正常。朱家璧学习世界语，同时又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这两者是朱家璧年轻时期迷茫思想的体现，崇尚全世界各民族语言相通，没有独裁，社会成员之间自由平等。此时的朱家璧心中的理念，离共产主义世界观也就那么一篾片的距离。有的人永远逾越不了这一篾片的距离，朱家璧则不然，发现无政府主义无益于自己的理想，无益于中国革命，无益于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后，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朱家璧为共产党的远见卓识、顾全国家民族大局的正确主张所折服，认为应该按共产党的主张去办，动员人民一致抗战。他开始更多地接触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米定、拉里察维基所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夏伯阳》《铁流》等当时被称为禁书的书。促进了朱家璧的世界观由无政府主义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
心中有目标，行动有方向。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朱家璧在滇军近卫二团任连长，效法红军在军队中禁止用肉刑、反对体罚士兵、还组织士兵唱《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办起了墙报，亲自写发刊词，宣传抗战。滇军在昆明举办第二期学生军事训练，朱家璧被派去担任中队长。集训队里本来进行的是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旧军队的强制管理，而朱家璧却组织读书会，宣扬进步思想，因而他在学生中有很好的声誉。
可是，就因这一点微小的对革命和进步的追求，他被认定为“左”倾，国民党反动派准备逮捕他。还算巧，当时他在滇军中当过中将师长的叔父朱晓东写了封信给他，说自己病了，要他去找朱培德，打听有没有好药和好医生。朱培德当时是国民党的陆军总参谋长，朱家璧为了叔叔的事到朱培德家里去了几次，当然都被监视他的特务看见了。随时可以去见朱培德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特务深知滇军里面水太深，才没有对朱家璧下手。朱家璧对此非常苦恼，怎么办呢?他下定决心：“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
机会终于来了，红军长征，于1935年2月和11月两次过云南，他们宣传革命，作战英勇顽强，使朱家璧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产生了趁此机会拉起队伍投奔红军的念头。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朱家璧，有个军医叫黄俊，贵州省兴义县人，1932年春就读于云南省军医学校，是个向往革命的青年，红军长征第一次过云南时，他就去投奔红军，但没有追上。朱家璧没有想到，投奔红军竟然有人比他还积极。论年龄，黄俊比朱家璧还小四岁，论胆量和行动力，不比朱家璧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黄俊说：红军十分艰苦，官兵一致，哪像我们这个部队。这种想法对于那些贪图享乐的青年人来说可能不会理解，既然知道红军十分艰苦，为什么还要投奔红军去?黄俊说了，官兵一致。在官兵一致的后面，是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也是一种新社会雏形。为了这种新社会的诞生，吃苦受累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所以说，红军是战斗队、宣传队、是播种机，在朱家璧、黄俊、张士明一干青年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他们中没有谁与红军接触过，却是那么向往加入红军。黄俊一句哪像我们这个部队，是对国民党军深深的失望。所以，当朱家璧问他：现在我们这个部队有没有出路时，他说：中央军、滇军都不行。朱家璧又问：那么如何办呢?他回答不了。朱家璧说：我们就到华北去!黄俊说：没有门路。朱家璧说：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只要有心，总有机会。正如朱家璧预言，他们等来了机会。军士队结束后，近卫一团想留朱家璧当营长，朱家璧借口要回近卫二团(已调建水)而婉言谢绝。实际上是准备脱离滇军，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投奔抗日的队伍。
红军长征第二次过云南时，蒋介石命令龙云派滇军堵截红军，朱家璧所在部队也接到命令准备出发，朱家璧高兴异常，不是因为要去打红军，而是可以乘此机会拉上队伍投奔红军。当营房里的人都走了，朱家璧悄悄把一排长张士明喊到一边，因为他们俩常常在一起讨论红军的话题，用现在话说是“红粉”。朱家璧问他：上面要派我们去打红军，你愿意吗?张土明说：不愿意!朱家璧又问：投红军去，你敢不敢?张士明说：你去我就去，我听你的。他们商量好，准备利用战地接触的机会，率部队投奔红军去。可是，滇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官张冲不愿打红军，带部队出去后，远远的将部队拉在一边，让出路来给红军。朱家璧所在的近卫二团连屁股都没有挪动，整个部队没有跟红军接触，也就没有投奔红军的机会，他们的计划也落了空。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介石停止为战，一致抗日，在西安举行兵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抗日，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延安成了抗日的中心、青年人向往的圣地，这更使朱家璧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凡是热血青年、只有到延安去、才能真正站到抗日前线!军事大队结束后，龙泽汇又来约他去任职，可他已决心到延安去，就拒绝了。
1937年7月7日夜10时，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共中央于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一早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通电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使青年朱家璧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才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朱家璧后来的人生履历中，我们发现，他从延安回来后，就一直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滇军中，一直做云南实力派和上层军官的工作，同时也做下层士兵的工作;在组建“一支人民的军队”的过程中，一直在做民族上层人士、开明士绅的工作，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了云南统战部部长，特别重视对台工作。
1938年1月，当他得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八路军高级参议周素园先生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昆明，向龙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朱家璧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想法找到周素园先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想到延安去，问他能不能帮忙。周素园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朱家璧，并给他介绍了延安的情况。本来就向往延安那里火热沸腾革命生活的朱家璧，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去。周先生看他充满革命激情，想去延安的愿望也是非常迫切，让他先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给他开介绍信时，问他写什么名字?他踌籍了一下说就写陶隐潜吧，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朱家璧将得到介绍信的消息告诉了事先联络好的几个青年学生，让他们分头去周素园先生处开介绍信，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军医黄俊。
此时，龙云正在组建4个补充训练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卢濬泉调朱家璧去当区队长，朱家璧答应了，却利用这个要上任又没上任的空档开了“小差”。1938年春节刚过的一个早晨，朱家璧带着周素园写给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在护国路汽车站搭上了汽车。同行的有军医黄俊、六中队学员贺郎特、事先约好的青年学生汤崇烈等7人，另一位姓肖的学员在贵州普安等，他们一共8人同赴延安。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住在办事处招待所，等了五六天时间，办事处安排他们坐上八路军运送物资的火车皮去西安。到了古都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停了三四天，主要是学习注意事项和办理手续。尔后，他们背上行装，开始徒步行军，走三沅，过黄陵，昼行夜宿，连续走了8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已是3月中旬了。
写到这里，我就在想，一个青年，不论处于哪个年代，都应当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追求。没有灵魂的人，就是一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只会耽误了青春，荒废了岁月，终至一事无成。譬如说黄俊，1938年3月到得延安后，因技术专长，同年12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医务所所长，后升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医院院长，1945年任太行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部长。
□ 王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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